记者 樊旭
5月24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微信公众号“昆明国资”发布公告称，日前网络媒体流传的“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为不实信息，给昆明市国有企业和有关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已采取法律手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述名为《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的文件透露，昆明部分城投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到期公募债偿还困难较大，地方政府正多方筹措资金，包括向某东部大市城投借钱，但仍面临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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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去杠杆化”的金融监管总体思路下，城投非标产品（非公开发行的融资租赁、基金/资管类融资、信托融资等）延期和违约事件频发。去年以来，受房地产市场下行拖累，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一步弱化，市场普遍担忧城投违约将从非标向公募债蔓延。
虽然昆明市国资委否认了上述文件，但不可否认，城投债务偿还的确已经成为众多地方政府面临的的棘手问题之一。
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城投债务不属于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但由于这些城投公司多为国有独资企业，由当地国资委100%持有，再加上其从事的业务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因此，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普遍将其视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截至目前，公开发行的城投债还没有出现过实质性违约的情况。
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地方政府稳经济增长压力，我国城投债发行屡创新高。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国城投债余额达到约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占GDP比重约为11.4%，较2013年末上涨近6倍，在信用债总体规模中的占比达到52.5%。2023年，我国城投债到期规模约为3.03万亿元，占城投债约21.9%。
以此次风波的“主角”昆明市为例，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昆明市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达到3577.5亿元，如果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作为政府综合财力计算，那么昆明市仅城投债务（不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债务率（城投平台有息债务/政府综合财力）就达到550%。根据中诚信国际的统计，2022年，全国城投有息债务规模超过60万亿元，债务率200%，已经处于高位，而昆明是全国水平的2.5倍。
城投债务偿还的背后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息息相关。2022年以来，在房地产市场萎靡的背景下，城投债务矛盾越发突出。还是以昆明市为例，2022年，昆明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1亿元，仅完成年初预算的27.3%、下降幅度超过67%，且连续三年下降。
民生证券分析师谭逸鸣在研报中指出，昆明城投债务问题离不开持续走弱的土地市场，且当地没有太多其他核心支柱产业强势支撑税收。另一方面，这几年昆明所在的西南地区区域债务负面舆情冲击了市场信心，各类金融机构对该区域的认可度和支持在边际下滑。再次，昆明城投平台的债务结构不算良好，存量债不少，诸多平台的债务管控都存在问题，整体非标体量较大，使得问题点状式散发，给解决问题增加了难度。
“当前来看，昆明的债务压力毋庸置疑，无论是贷款和非标的优化展期接续，还是标债的滚续偿还，尤其是后者。今年以来昆明市级平台当中，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市场化融资的能力，而无法发债主体的净偿还，在使用自身资金偿还之外，只能依靠昆明市和其他主体资金支持帮扶。”谭逸鸣称。
事实上，诸多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正与昆明面临相似的困境，虽然城投公募债尚未出现实质性违约，但非标类产品已经接连出现多起违约或展期事件。
比如2022年8月，“19兰州城投PPN（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008”足期未兑付，发生技术性违约；2022年底，遵义道桥156亿银行贷款宣布展期20年；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柳州城投累计5张商业票据发生逾期。
在城投债务规模越滚越大、地方财政收入吃紧、城投再融资难度加大的多重背景下，城投企业信用风险分化预计进一步加剧。
据中诚信国际统计， 2020年-2022年，天津、黑龙江、青海、辽宁、内蒙古、吉林、云南、贵州和甘肃等9个省份的城投债净融资额整体表现较差。截至2021年末，黑龙江、吉林、陕西、广西、新疆、甘肃、云南、山西、内蒙古、宁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等13个省份的银行总资产不超过1万亿元，金融资源较为匮乏。上述地区的债务风险值得警惕。
中诚信国际副总裁李玉平周二在中诚信国际-穆迪2023年中信用风险展望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到城投平台对于地方政府实施目标以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投信仰”的基础仍然存在，虽然这一信仰正在弱化。
“地方政府从意愿上是不希望（城投债）出现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区域财力非常弱、到期债务非常集中、债务管控能力比较弱的区域，因为一些偶然事件最后出现超过预期结果的可能性在上升。而且一旦上升，会对‘城投信仰’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他说。
分析人士认为，在地方政府自身偿付能力偏弱的情况下，隐性债务显性化、金融机构参与债务置换和展期、成立化债基金、盘活存量资产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化债路径。
